上海作家多年来有一种压抑感与自卑感，就是上海话融不进作品中去。北京人的俚语切口，仿佛天然是文学作品的营养补液，“侃大山”、“哥们儿”、“大腕”、“啜一顿”，凡口说的都能写，写出来人都懂，而且传神，天南地北有许多人竞相仿效，理所当然地领导语词新潮流。就连广东人、四川人也亮出一方诸侯的旗帜，以“啥子”“生猛”等粤腔川调与京派分庭抗礼，读来也颇有扬眉吐气或津津乐道之意态。随着小品在艺坛上引起轰动，一些地方的土音也让人听来日益悦耳。
唯有上海话，口说的难写，即使勉强写出来，如“?头”、“叉头”、“噱头”、“扒分”、“蹩脚”、“白相”、“进庙”、“上山”、“帮帮忙”、“十三点”、“开大兴”、“甩翎子”等，且慢论这些词外地人看不懂，就是嘴边整天挂着这些词的上海人自己从文章里读到，也会横看竖看不顺眼，直觉得一股小家子气扑鼻而来。说来那么爽脆、那么活泼、那么有表现力的上海话，为什么一写出来就像馊饭似的？难道上海话是命中注定不登大雅之堂，不能进入文学作品的？这样的苦恼一直是有志于表现上海人生态与心态的作家的共同困惑。曾有不少人将方言不能化为美文，视作上海文学作品难以腾飞的一大障碍。
上海人到底具备哪些特殊的素质呢？一些关于上海人种种特点（无论优缺点）的议论，似乎失之宽泛。不是说上海人身上没有这些特点，而是这些特点也可能出现在广州人、北京人、成都人乃至外国城市居民的身上，并非上海人所专有。譬如，常有人说上海人好看热闹。欧·亨利有个短篇小说，写一对新婚夫妇上教堂去结婚，见门口有许多人围着看热闹，便全身心地挤身其中，以致忘记了结婚。由此可见，美国人爱看热闹绝不亚于上海人。我写过一篇微型小说《市梢》，讲一个上海市民在集市上跟一个小贩讨价还价，花一刻钟时间，便宜了一角五分钱。几年后，我被告知那篇东西已改编成小品在四川省元旦电视文艺晚会上演出了，这说明那里也有这种现象。还有像欺生的毛病，对外地人的态度傲慢。我到北京、杭州等地，就领教过那里的营业员等无愧于上海人欺生的傲态。1983年时，一位河南的女作者说，你们上海人最小气，锱铢必较，我们那里民风淳朴，农民出来摆摊，说个价，随便拿。我说，一旦城市化降临你们那里，那种淳朴的民风即刻会土崩瓦解，这就叫存在决定意识。
还有一些特点则可能是南方人的共性。中国有学者认为，长江流域以北与以南的人群存在着差别。例如，同样在战国纷乱，诸侯争雄，面临亡国危险的情况下，北方的燕国公子派荆轲去刺杀秦王嬴政，易水诀别，慷慨悲歌！而南方的越王勾践却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他给吴王夫差送去的不是刺客，而是美女。一勇一智，难分轩轾，但行为方式差别背后的心理方式差别却是十分明显的。因此，“精明”、“心活”、“气短”、“好占小便宜”乃至“促狭”等特点，怕是不能由上海人一家给承包了。沈善增文
（《闲说中国人》连载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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